
魏际刚表示,过去制定的某些产业政策措施有些过时,比如自主化率要求、对外资投资股比的限制等。但这些情况是有历史原因的,是中国21世纪初进入WTO与相关国家谈判的结果,为了保护中国的幼稚性产业、维护关键产业安全。现在情况有很大变化,许多产业已经做大、国际化程度很高、竞争力也在提升,应该取消这类限制。新时期中国的产业政策应推动产业升级,减少进入壁垒、与世界各国共赢。
汽车领域的产业政策是此次贸易战中美方指责的重点之一,对此,魏际刚认为,过去汽车领域的产业政策其实是保护了少数既得利益——合资公司,结果是限制了整个行业的创新,因此应该放开汽车外资的股比限制。未来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,应该是鼓励形成开放、竞争、有序、包容的市场,是竞争导向、创新导向、绿色导向的。

其后又根据需求与国内形势,先后提出发展服务业,新世纪以来发展重化工业,金融危机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,近期又提出中国制造2025、互联网+等,以及发展一些自主可控产业。在战术层面,魏际刚认为,还存在政策体系不健全、不当政府干预、部门利益固化、政策寻租空间大、未能有效协调地方间的分工等突出问题,资源配置效率低下、重复建设严重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。
魏际刚认为,新时期产业政策应该从战略、制度、要素等维度设计功能性政策和选择性政策,此外也要兼顾与其他相关政策和国际协调。所谓功能性政策,是指普惠类的产业政策,比如降低税费等,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;而所谓选择性政策,是指针对特定领域、环节的倾斜性政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