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问题在于,在中美双方官方和民间层面密切互动的当下,暂时的隐忍能否改变对方对我方长期战略意图的判断,并不让人感到乐观。无论是阶段性经贸妥协,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赢得时间空间,还是继续韬光养晦,以确保“两个一百年”目标的实现,在美国一些鹰派人士看来,都无非是将中国对美国战略利益挑战期和中美战略利益碰撞期押后,不仅符合他们关于中美必有一战,冲突迟早要来的认知,而且更加剧从现在开始压制中国的紧迫感。
目前,一方面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上升中美经济互补性下降,客观导致经贸压舱石分量不如既往,一方面随着中国在亚太乃至全球地缘政治的客观存在日益凸显,双方寻找新的利益共同点即新的双边关系压舱石的难度在日益加大。

对中国来说,在以防守型姿态界定自身核心利益方面认知和表述都相对明晰,但在对亚太和全球未来利益格局和自身目标描述,则更倾向于给以较为宽泛的表达。而对美国而言,到底如何看待乃至接纳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和利益格局中的角色,也仍处于调适期当中。
战略互信的关键是可公开的战略目标,可预期的行为模式,可验证的行动准则,可管控的利益分歧。在达成理解和共识的基础上,大致划定彼此的利益框架和互动模式,能化干戈为玉帛再好不过,如果不能,也要能够避免两败俱伤的冲突。

无论挑战多么艰巨,中美两国都只能选择相向而行,尽快建立新时期的战略互信,因为舍此别无他途,如若中美两国沿着彼此冲突的道路走向两败俱伤,是两国和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前景,也是彼此都承受不起的后果。